洞庭湖的萎缩：人类围垦是自然淤积的三倍

吕娟 周魁一

　　据统计，从1825年到1989年的164年间，洞庭湖面积以每年20.67平方公里的速率递减，其中1949年到1977年的面积缩小率最甚，达每年57.5平方公里。洞庭湖萎缩的原因不外乎有两个，一是自然淤积，二是人类围垦。而人类围垦是自然淤积的3倍。

　　从洞庭湖容积的减少也可看出自然淤积和人类围垦影响的大小。据1951年至1978年资料统计。洞庭“四口”与“四水”每年入湖泥沙总量约为2.16亿吨，而输出沙量为0.63亿吨，淤积1.53亿吨，约合O.69亿立方米。据此估算，28年中泥沙淤积约27亿立方米。然而，28年间洞庭湖所减少的容积远远不止27亿立方米。

　　在700多年前。人类就已经开始对洞庭湖进行围垦了。只不过最初是在淤地上进行。

　　明代至清代前期是人类对洞庭湖围垦的大规模发展时期。据明末华容人陈士元记载，正统年间华容筑堤四十八区，以后发展到一百多区。清代康熙和雍正年间朝廷鼓励垦荒、进一步促进了湖区农田的开辟。其中康熙五十五年(1716年)和雍正六年(1728年)共动用官帑十二万两维修围垸一百多区，沅江、益阳、安乡、湘阴等地垸田都有较大增长。乾隆年间垸田又有发展。乾隆五年(1740年)发布诏书，要求零星土地也要设法开垦，并且新开发的土地一律免征赋税。在康熙、雍正间发展的基础上，乾隆初年所围皖田已深入湖泊蓄水水体。开垦农田发展经济已直接削弱了湖泊滞蓄洪水的功能。

　　乾隆十二年(1747年)湖南巡抚杨锡绂和湖北巡抚彭树葵提出，过份围垦湖泊将危害防洪大局，上奏请求保留湖泊水体以防洪。当年四月朝廷接纳了他的意见，下令禁止围湖垦殖，嘉庆、道光年间又一再重申。但乾隆五十五年(1790年)全国人口已达3亿人，道光十五年间(1835年)突破4亿人。明嘉靖、隆庆年间洞庭湖区岳州、长沙、常德三府共有58万人，至清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人口数已增至722万。在不足300年里人口增长12.5倍。在人口重压下，只靠行政命令加以禁止，成效可以想见。

　　咸、同年间荆江向南溃口，在原有的虎渡、调弦两口外，新增加了藕池口和松滋口，形成四口入洞庭的局面，长江入洞庭湖的泥沙也随之急剧增加，直到清末民初竟淤出一个南县来。这一时期社会动乱，内忧外患，清廷统治衰落，政府管理放松，民间垦围相应加剧，洞庭湖区又增辟围垸约600处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湖区进行了大规模整治，开挖渠道、新建排灌涵闸、修建电力排灌站、堤垸合并、防洪堤线缩短，提高了防洪抗灾能力。但与此同时，湖区垸田也大面积增加，进一步削弱了洞庭湖的蓄洪能力。至50年代末，洞庭湖萎缩1209平方公里，与纯增垸田相当；面积缩小率由解放前的每年20平方公里，上升至1954年的87平方公里，1958年的193.5平方公里。1958年后，围垦停止，洞庭湖面积缩小率直线下降，湖面萎缩趋向缓和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，湖田围垦在洞庭湖萎缩过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。

　　1949年到1977年洞庭湖总共缩小的容积为115亿立方米(见表)(张修桂，1981)。也就是说，洞庭湖除自然淤积外，还减少了88亿立方米。毫无疑问，这88亿立方米是人类围垦的结果，可见人类围垦大约是自然淤积的3倍。

　　1998年大水再次提醒入们注意到洞庭湖存在的必要性，有效扼制继续围垦的趋势和适度退田还湖是当务之急。